在1942年，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军事官员包瑞德被派往桂林，帮助国民党军队训练新兵。那时，他对共产党了解甚少，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国民党的宣传，传达的是“反对延安”的立场。他一直对“红色延安”充满好奇，想知道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
包瑞德并非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他的蜜月旅行就是在北京度过的，那时他对这个古老且神秘的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44年，他终于踏上了延安的土地，这一趟旅行让他彻底意识到自己对共产党了解的偏颇和肤浅。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美国政府出于战略需要，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。美国国内有些政客对中国的多党争斗表示担忧，因此总统罗斯福多次敦促国民政府尽快解决党派之间的纷争，共同对抗日本侵略。
展开剩余86%次年，美国驻华代表史迪威来到中国，与周恩来等人进行会谈，并将调研结果报告给白宫。他认为，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，应该加强共产党的力量，平衡国民党政府的权力，从而使美国更易控制中国。美国方面认为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纪律严明、作战积极，是中国抗日力量中最具潜力的一支。
然而，蒋介石并不认同史迪威的意见，不仅拒绝了支持共产党军队的建议，还威胁要退出抗日统一战线。这让美国总统罗斯福感到愤怒，决定派遣调查团赴华了解实际情况，但蒋介石同样拒绝了。
1944年初，日军在河南、湖南、广西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，国民革命军屡败不敌。为了争取美国支援，蒋介石最终同意了美国调查团的提议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专程访问中国，试图劝说蒋介石放弃党派纷争，采取合作态度。
华莱士提醒蒋介石，不要步克伦斯基政府的后尘，沦为苏联的傀儡政权。他强调，美国只是充当调解者，希望两党能够和平共处。经过再三考虑，蒋介石终于同意组建一个观察组，由18名美国军官组成，目的是评估共产党军队在抗日中的作用，并考虑是否提供支援。
1944年7月，美国访问团抵达延安，但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了小插曲。延安的机场是早期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修建的土跑道，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袭已相当破旧。飞机降落时不慎滑出跑道，险些发生事故。尽管如此，访问团成员还是安全到达。
这次访问团的名字——“迪克西使团”——由团长包瑞德命名，源自南北战争时期的“迪克西”一词，暗指延安像叛乱者的家园。抵达后，包瑞德和其他团员被延安的热情所感染。当他们到达住宿地点时，发现八路军和当地百姓正在修整机场跑道。包瑞德惊讶地看到，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在劳动中。
这种军民合力、上下同心的场面让包瑞德深感震撼。他和团员们纷纷脱掉外衣，加入到劳动队伍中。在延安，包瑞德还注意到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现象：这里的指挥官与士兵、百姓毫无距离感，甚至毛主席的住处旁也没有严密的警卫，这与重庆和桂林的高墙铁卫大相径庭。
在延安，军民同乐，人民与领导人关系密切，包瑞德第一次真正理解了“军民一致”的深刻含义。这里的人们生活朴素，妇女不穿高跟鞋、不涂口红，男女平等，共同劳动。对包瑞德来说，延安的印象是贫困但精神富足。
在短短三个月的访问中，包瑞德和他的团队成员们见证了八路军的战斗精神。他们认为，尽管八路军的装备落后、物资匮乏，但它的战斗力、军纪、士气以及与人民的紧密关系远超国民党军队。在多封回报中，包瑞德等人称，八路军无疑是最具战斗力的队伍，且深受民众爱戴。
然而，美国政府的立场很快发生变化，史迪威被赫尔利取代，赫尔利虽然以外交官身份到访，却提出了希望两党合作的妥协方案。赫尔利希望通过与毛主席协商，促使双方达成协议，但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协议，还迅速转变立场，完全支持国民政府，拒绝与共产党合作。
包瑞德深感尴尬，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努力推动国共合作，在延安与重庆之间奔走。遗憾的是，他因一次误会失去了团长职务。1944年底，包瑞德接到新的任务，前往山东与中央军委沟通，安排八路军配合美军进行作战。但消息被国民政府得知后，误传为美国向八路军提供武装支持，最终包瑞德被指责为支持共产党。
包瑞德和团员们的调令突然下达，他被迫离开延安。在告别时，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亲自送行，包瑞德心中复杂。离开延安后，包瑞德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书籍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》，详细描述了他对八路军的看法，并对共产党表示高度评价。他称八路军为“优秀的游击战士”，尤其赞赏其情报系统和快速反应能力。
包瑞德的回忆中，延安的精神世界远超物质匮乏，他认为这种精神值得全世界学习。尽管他与共产党有着不同的立场，但他对八路军的敬佩和支持是毋庸置疑的。尽管最终没有实现他所期望的和平，包瑞德的经历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做出了贡献。
最终，包瑞德于1950年离开中国，前往台北。他在美国教授中文，直到1977年去世。包瑞德的故事，反映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政治立场的个人对共产党的认识与转变，也展示了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即使是外部的观察者，也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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